罗碧峰，祖籍湖北天门，笔名秋原，高级工程师，爱好写作，现为嘉兴市秀洲区作协会员，有个人公众号《开花的苦楝树》。 我的高中生活（一）一九九六年的七月九日，我从高考的考场撤离湖北省天门中学，从此告别了高中生活，从此告别了天门中学。 尽管此后，多次路过元春街，多次从天门中学大门前走过，它曾经与我近在咫尺，但二十年多来我终究未能再次跨入母校只记得那年的夏天格外的热，记得那年的七月格外令人心碎。 高考的成绩是电话查询的，我超过了本科线，离重点大学分数线还差2分。 成绩公布的那天本来已经没有必要去学校，但还是忍不住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趟天中，就在学校门口瞟了几眼。 校园里面人山人海的，巨幅的海报盖满了大半面围墙，名单是按分数的高低排下来的，我在海报的中间偏后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也许本来应该靠前一点的。 沮丧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，我没有兴趣去听他人眉飞色舞的谈笑或者暗自神伤的悲戚，我偷偷的溜了出来，临走时却撞见了肖同学，他居然考的比我还差，但他信心满满的告诉我：我要去复读，明年再战高考，我一定行的！”。 多年以后，我仍然记得这个阳光的同学，他当时满满的信心和奋进的姿态，让我现在都拿它来教育我的孩子。 印象中肖同学高中成绩是起伏比较大的，但总的来说，平时成绩比我还要好一些。 嬉笑着脸，大大咧咧的，总是给人一副很阳光的形象。 高二时，学完鲁迅的《孔乙己》，教语文的周老师让我们写《孔乙己后传》，全班同学发挥想象，肆意创作，大都效果平平。 唯有肖同学的作文，独放异彩，被周老师大加赞扬，在全班诵读。 记得他文中有这样的情节：孔乙己载誉归来，荣归故里，于是乎人们都忘却了过去对他的种种不屑和不满，为了取悦于他，争相抢购收藏他用过的物品，甚至包括还带着原味的袜子现在想来，还些情节颇具现实的讽刺意味，肖同学能在不足成年之时，能有此等高深的想象力和洞察力，确实难能可贵的。 有一年春节时，肖同学买了一件紫红色的西装，色彩和版型都非常靓丽，很是夺人眼球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回头率颇高。 这件西装，在男生中备受欢迎，竟然被争相借用，大伙儿你穿一天，我穿一天，竟然轮着穿了整整一个学期。 这件事在现在看来，是非常滑稽和不可思议的。 但是，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，在那群开始追求时尚的懵懂少年中发生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高中生活是枯燥的，教室、食堂、寝室，三点一线的生活。 天中那会儿的教学条件在当时也就一般，用现在的标准来评价，那是很差。 学校刚刚兼并了一墙之隔的天门塑料花厂，改造出部分厂房当教室使用，还新建了一个临时操场，也就是布置了一些单杠之类的器械，和一个简易的跑道。 还有一些没有开发出来的破旧的厂区，就成为调皮的孩子们的天堂，在那里比划着练武，在那里偷偷地谈情说爱。 那时候，最时兴的一句挑衅的话是，走，到塑料花厂单挑去！”。 我们进餐都是在礼堂里。 说是礼堂，其实就是一个空荡荡拱形单层建筑，只是多了一个舞台。 礼堂里没有餐桌和凳子，每到饭点，大厨们就排开摊位，学生自带碗筷，排队购买饭菜。 买好饭菜的我们，都是站着吃饭，下雨的时候在礼堂，不下雨的时候拿到宿舍楼寝室门口。 学校为了保持寝室公共区域的卫生，一律不允许带饭菜进宿舍。 我们就只有聚集在宿舍大楼门口的水池旁，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片刻之间，就风卷残云般的搞定。 高中三年的住校生活，基本就是这样一番进餐的情景。 （二）许是跟四这个数字有缘。 高中，我继续分在四班，而且一读就是三年。 我们那一届是十个应届生班，加两个复读班，每班大概60多人。 在我们进校之前，学校刚刚结束了轰轰烈烈的建校80周年校庆活动。 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喜气的氛围，学校到处张灯结彩，橱窗里也悬挂着知名校友的巨幅海报。 从海报里，我第一次认识了邹荻帆，才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诗人、作家居然是天中校友，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，多年以后，我还是习惯地跟人家吹牛，我是天门滴，大作家邹荻帆是我的校友”。 天门中学是一个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学校。 始建于1912年，记得校门口的假山上就悬挂着钟灵毓秀”的小牌匾，可笑的是，当时并不认识中间的毓”字，经常读作每”，更不知道它出自于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。 高中一入校，我就感到了沉沉的压力。 班上的同学都是来者各大乡镇的高材生，因此老师授课跨度很大，记得第一堂数学课，讲函数，自我感觉数学还不差的我，听的都晕晕乎乎的。 同学们都读书刻苦，全班65人，除少数天门县城的学生走读，绝大部分都是住校的。 学校实行月假，每月放两天，其余时间都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。 晚自习秩序非常好，没有调皮捣蛋的，没有杂音干扰，偶尔有几个迟到的走读生也都是静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从高一一开学，就有晚上加班做自习的同学。 高一时住的条件比较差的大宿舍。 但比初中有了很大改善，至少确保了单人单铺，不再是与人合伙住一张床。 那时，一整个班级的男生住在一起，还是很热闹的。 洗漱是在室外一个半露天的平台上，靠墙挂了几个喷淋的管子，就是淋浴间了，热水是没有的，冷水也是按时间供应的。 那时候，年轻，任性，我看见很多同学大冬天也在冲凉水澡，双手扑在地上，一边做俯卧撑，一边仍随冷水从高处喷洒下来，巨大的吼叫声从喉咙里发出，整栋楼都听得见。 我因为有伯父伯母住在县城，冬天可以隔三差五地去洗个热水澡，还没有过如此的经历。 高一的宿舍很拥挤。 正是在这种拥挤的环境中，大家很快的打成一片。 有个同学是多宝乡下的，家里种花生，那时花生也是比较稀罕的零食。 入冬时节，放月假回家时，很嚣张”地居然带来了整整一蛇皮袋的熟花生，结果就一个晚上的功夫，大家就齐心协力地把它干光了，大家过足了瘾，地上的花生壳都铺了厚厚的一层。 当年带花生的同学不知是否还记得此事。 高一的班主任是杨新民老师，教授物理科目，教授语文的是张善元老师，大高个子，刚刚从下面乡镇调上来的。 因为他开堂第一节课就说，校门口悬挂的条幅欢迎新同学，欢迎新老师”，有你们的一份，也有我的一份。 杨老师当时三十多岁，总是笑嘻嘻的，物理教学水平很高，喜欢讲完课下讲台来溜达溜达，看看谁的字写的不好啦，谁在开小差啦。 记忆中，杨老师对女生特别友好，很少批评女生，也估计是女生自尊性强，也不像男生这么调皮的缘故。 杨老师做了三年班主任，教了我们三年的物理，可惜我偏性不爱物理科目，物理成绩也平平，估计杨老师对我不会有什么印象了。 对杨老师记忆最深刻的一次，是体会到了杨老师的肚量。 那是高二的某个晚上，宿舍熄灯后，我们仍旧热情高涨地在召开卧谈会”，对时局高谈阔论，对身边人身边事侃侃而谈，不知怎么就谈到杨老师了，某同学兴致高涨，对杨老师一番品头论足，不当之处大放厥词，甚至言语污秽。 正当时，杨老师独自查房突访我们宿舍，他不声不响，双手靠背，慢悠悠地在宿舍里踱步。 我睡在靠门的位置，对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。 那位谈吐大方的同学，因为躲在自己的蚊帐中，并未丝毫觉得不妥，仍旧在那里大放厥词，唾沫横飞。 我们一个个噤若寒蝉，不敢作声，就剩下他一个人在高谈阔论了，我们都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汗。 过了好久，那位同学才发觉不对劲，发现自己评论的对象居然近在眼前。 我想那一刻他一定恨不得寻个地洞钻下去。 宿舍内昏暗，只看得见影子，看不见彼此的表情。 大家都几乎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一场疾风骤雨的批评，我甚至想象着老师会不会一把把他从床上拉下来，揍一顿！但是杨老师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，而是温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，对那个同学提及的事情做出些解释，对自己的能力和教学进行了回顾，言语不紧不慢，末了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，等你们大学毕业了，我还可以教你们物理”。 一位师者能如此坦然地面对学生不切实际的指责，并如此自信自己的教学水平。 这不得不让我由衷的佩服。 师者，教授的不仅仅是知识，还有做人的肚量。 这是杨老师那天晚上给我们上的生动的一课。 （三）高二时，我们进行了文理科分班，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集中到了文科班，拆了两个普通班，组建两个文科班。 我们四班被保留下来，只是教室由一楼平移到了二楼的同一位置。 班主任依旧是杨老师。 数学老师姓许，很抱歉，教了我三年，我居然忘记了他的名字。 化学老师是郑明超老师，也是教了我三年，郑老师个子不高，高度近视，络腮胡，声音略带嘶哑，但掷地有声。 高二时宿舍搬到了校园最北面的宿舍楼，小房间，依旧是高低床，一间宿舍六张床，左右对开，住12个人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朝南的阳台，可以晾晒衣服。 这条件比高一时又进了一步。 这以后，室友还是非常稳定的，一起住的有龙眼、粗喉咙、肖W平、还有汪洋、何文君、刘永波等。 大家朝夕相处，成了亲密的伙伴。 每晚的熄灯前的时间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光。 宿舍楼隔壁有一个门脸朝外的小卖部，店主为了做校内学生的生意，在朝校园的墙上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窗口”，这小小的窗口给我们带来的无穷的便利和欢乐。 没了牙膏、洗衣粉，可以通过这小窗口及时的购买。 最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个窗口，我们可以买到稀罕的零食。 那时候我们都很穷，水果是奢侈品，没有多的钱，我们都是论个买。 把脚高高地踮起，把头从窗口里伸进去，眼巴巴地看着店老板把苹果放在台秤上。 老板换一个大一点的！”老板换一个红一点的！”我们冲着窗口，伸手指挥店老板拿下这个，放下那个，店老板总是很好的脾气仍由我们折腾来折腾去。 最后一个苹果五毛钱，一个橘子两毛钱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大家开始要分享水果，买来的唯一的水果还要你一口我一口的咬一下，往往最后到主人手里都只剩下果核了。 有一次，不知道哪个暴力王”，一口咬下去，硬生生把苹果掰掉一半，苹果卡在嘴巴里半天弄不出来，被咬苹果的同学追着他到处跑，别的同学笑的大家合不拢嘴，此情此景，唯独在那个天真无邪的年代，在那个稚嫩的青葱岁月才能出现。 现在想来，不禁感慨万千。 高二时，班上出现了一些叛逆的事情，有部分同学与社会上的人称兄道弟，甚至聚餐酗酒，有一次一个同学就喝醉了，在教室的角落里吐的稀里哗啦的。 几个同学合力很快帮他打扫干净，以至于上晚自习的老师居然没有发现。 也许，是大智若愚的老师们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善意地原谅了我们这些懵懂的娃。 高二时，同桌的潘同学喜欢上了隔壁班的王同学，他俩都是走读生，据说同进同出，一来二往混熟了。 潘同学让我帮他写情书，说实话，我哪里会写什么情书啊，就瞎编乱凑地给他写了几句歪诗，估计是有点押韵的味道，潘同学很是满意。 后来还把我的情诗”拿到前后排同学中去展示，以至于我在班级内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怪才”的美誉。 怪不怪，是不是才，我都无所谓，但那些事后却潜意识地让我喜欢上了创作”，也非常渴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别人的肯定。 但是遗憾的是，直到高中毕业，也没有一个作品得到成功，没有一篇文章得到在班内诵读的无上荣耀。 更多的，只是作为反面典型，拿出来进行批判。 以至于，我至今没有保留一篇高中的文稿，可见当时的写作水平之差。 1994年高考，天门中学考出全省的理科状元，天门中学沸腾了。 小小的天门县城高中居然能干掉省会城市和各大地级市的高中，考取全省高考状元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 这让天门中学一度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，老师们利用各种机会宣讲高考，鼓励大家好好学习，高考的氛围日渐高涨。 就连教授劳技科目的老师，都在教室里公然宣称，班上前20名同学可以了解下科目内容，20名后的就不用了。 言外之意是，前20名同学考上大学有保障，后面的同学还是安心学高考科目吧。 （四）跨进高三，就是身不由己了。 刚开始是月月考，到后期是天天考。 这也难怪，那时候我们执行的先填自愿再高考的政策。 这就需要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评估准确，并且正常发挥，否则一纸志愿就是白填写了。 因为志愿填的不好，降级落榜是常有的事。 基于此，学校会组织各种类型的考试，并通过排名、划线等方式来定位成绩。 最有名的当属三月会考和五月会考，这是高考前的两场全真模拟高考。 出题、评分、划线，都当高考一样操作的，那时候的老师有专门研究这方面的。 但不管如何，正常稳定的发挥，是能够被所填自愿学校录取的前提。 因此，一场考试，一场存在巨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考试，却影响着一个人，乃至一代人的前途。 高考前，学校例行放三天假。 七月的天空，就像暴风雨来前的前奏。 记得那天，我们室友相邀一起到天门东湖拍照留念，那是个乌云压顶的下午，阳光偶尔拨开云层，佯装欢笑的露出半边脸。 天气正好偶合了我们的心情，尽管我们表面上在嬉笑、笑谈高考后的生活。 但每个人内心里的云层绝不比天上的少，大家脸上洋溢着欢喜夹杂着悲壮和未来无限惆怅的表情，用照片定格在十八岁那年的七月初。 这些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，偶尔翻阅看看，那一张张懵懂的脸上，写着期盼，写着无奈，写着奢望，写着读不懂的表情高考的前一夜，我没有接受伯父伯母的邀请回家去过夜，而是在宿舍里度过了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晚上。 那一夜，我彻夜难眠。 我无数次试图闭上眼睛，但却睡意全无。 我无数次提醒自己明天要面临一场非常重要的、史无前例的考试，但越是这样想越是睡不着。 湿热，蚊虫扇动翅膀的声音嗡嗡作响。 我爬起来到卫生间冲冷水浴，我也遇到了如我一样靠冷水浴来刺激的同学。 洗完，爬到床上，依旧是睡不着。 睁着双眼盼到天亮。 我带着三年的奋斗，带着一辈子的梦想走进高考考场。 一夜未眠，我却异常清醒。 上午考语文，下午考英语。 傍晚时，姐姐来看我，听说我昨晚一夜未眠。 她说，这不行，去推一剂葡萄糖吧。 学医的姐姐，不由分说，把我带到鸿渐街与元春街交合处的三医院，挂了一瓶葡萄糖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吊瓶。 晚上，姐姐不再让我回学校就寝，我在伯父伯母家睡了一个非常安稳的好觉。 第二天，上午考数学，下午考物理。 物理好难啊，我愧对杨老师的教育，物理真的考的很不好。 第三天上午考完化学。 收卷的铃声响起，校门口接孩子回家的家长已经开始哄闹了。 没来得及与老师道别，没来得及与同学合影，甚至没有来得及将天中好好的看一眼。 真的，就是卷起铺盖，逃离了天门中学。 那是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的下午。 那天，天真热。 跋写完了《我的初中生活》，再写《我的高中生活》，尽管流失的时间上还早了三年，但记忆却并不比对初中生活那样鲜活，因此文字也干巴巴的，对老师的记忆也了然全无，甚至包括名字。 对同学的记忆也非常有限，只能勉为其难的暂且做个了结。 值得说明的是，湖北省天门中学确实是一所出人才的学校。 我的同学中，有拿到绿卡定居海外的，有居上广北深大都市的，为官的，做领导的；经商的，发财的，不胜枚举。 据说央视少儿频道，也有个编辑是我同班同学，每次节目结束，工作人员姓名一闪而过的时候，我都试图从中找到熟悉的字样，可惜每每失望。 唯独每每翻阅起那几张高中时期的照片，还能让自己思绪起伏，更平添起对过去生活的怀恋。 不知老师们安康如否，同学们甚好如初？【罗碧峰：天门中学，我的高中生活查看网站：罗碧峰：天门中学，我的高中生活】